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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法律
浅析法律与政治的关系
发布时间:2020-01-14    信息来源:未知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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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法律与政治的关系 行政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 关海军 学号 088 摘要: 摘要: 对于现代社会、尤其是致力于建立和维护民主宪政制度的社会而言,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始 终都是一个不可能绕开或忽视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自法治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和社会理 想以来,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都出现了对于法律自主与自治的过度偏爱, 以及对于政治的不适当的贬抑。在人类的生活中,无论是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公共生活领域,其 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乃是具有最起码的秩序状态, 而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也是由政治和法律来共同完成 的。 关键词: 关键词:政治;法律;法治社会 引言 政治是个多义词,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政治的含义相差很大。在古希腊人眼里政治与 民主、与协商不可分。在现代西方学者眼里政治与法治不可分, “具有统治权威的公共法 律体制对自己的权力进行限定,惟有这样的条件下,政治才能存在”[1]。在我国则政治与 专政(专制) 、与压迫不可分。我国文革时期把相互整治甚至武斗叫政治。改革开放以来 发展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等等。自法治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和社会理想以来,法 律与政治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都出现了对于法律自主与自治的过度偏 爱,以及对于政治的不适当的贬抑。但人类自身的人性需求,特别是基于在生存的基础上 对于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寻求,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政治生活和法律生活之中。因为人们 过社会生活的动机,恰恰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能的自我保存所催发的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 保存,这种个人私利中所蕴涵的人类共同的整体利益,成为人类生活的共同诉求,也成为 法律与政治在逻辑与事实上联结的基点。在人类的生活中,无论是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 还是公共生活领域,其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乃是具有最起码的秩序状态,而这在逻辑上和 事实上也是由政治和法律来共同完成的。不仅如此,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现代社会 中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或者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的适宜性,事实上也都是由法律和政治 共同构筑的,这表明人类自身的生活与发展始终是离不开政治与法律的。而从人类具体的 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来看,法律对于政治的意义在于,它承担着政治权力的道德性、 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意义赋予和意义展现的责任,使政治权力获得并维持足够的合法性,而 这在实行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的现代社会中是至为关键的。所有这些都表明,法律与政 治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 第 1 页 共 6 页 一 政治与法律不能截然分开 法治的要义在于政治法治化,通俗地讲,就是把政治活动纳入法制轨道,把政治权力 关进法律的笼子里。因为法治模型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政治意志与法律裁判的分离。法 律被抬到政治之上[2] 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苍天》向人们展现了陕甘宁边区一个 司法官员勤政爱民的形象。可很不幸的是,一些新闻评论者似乎对这种革命战争时期的办 案方式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政治与法律应当截然分开。政治强调诉诸感情和行动,而法 律则要求按照既定的程序规则办事。极少数评论者把领导人分为政治的领导人和法律的领 导人,认为政治的领导人更容易受到人们的拥戴,而法律的领导人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楷 模。甚至有人提出,政治家在遇到重大灾难的时候不妨身先士卒,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立 场,但是,在作出政治决策的时候,还是应该依法办事。不能说这些评论者的观点没有丝 毫道理。但是,这种把政治与法律截然分开的分析方法,很容易让人步入误区。现代社会 政治与法律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政治领导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把政治家的允诺和法律的规定截然对立起来,实际上是一种书斋里的分析方 法,根本无助于人们认识事物的真相,更无法帮助决策者在特殊时期做出正确的判断。把 政治家的冷漠说成是遵守制度规则;把政治家的不思进取说成是法律所限,这是一种极端 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新闻评论者应当注意的一种倾向。美国学者里普森断言:法律的苍 穹不是独立的, 它建立在政治的柱石之上,没有政治,法律的天空随时可能坍塌。 [3]政治家 是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领导者(美国前总统布什的话) 。凡是没有法律授权的,政治家 都不可以做。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政治家不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政治家之所以称之为 政治家,就是因为一方面他的存在能让人们看到秩序的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除了既定 法律规则之外,人们还需要抚慰,需要鼓励,甚至需要眼泪。政治和法律是伴随着国家起 源而诞生的一母同胞,同属于上层建筑,二者彼此交叉,相互依存。一方面,法律是政治的正 当性源泉。因为政治本身并不必然具有正当性,政治权威的树立和政治秩序的维系以及政 治权力的顺利行使,无不仰赖法律为之提供正当性支持。只有披上合法的外衣,政治权威才 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政治生活才能正常有序地运行,即使在初民神权社会时代,政治权 威也需要诉诸不同形式的神权法,以证明自身的正当合理性。另一方面,政治是法律的基 础。没有一个足以将社会整合为一体的政治权威,就没有创设统一法律的必要和可能,即使 创设出了统一法律,也不可能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这样的法律只不过是不燃烧的 火、不发亮的光(耶林语) 。所以,法律和政治是不可分离的。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政治 第 2 页 共 6 页 和法律广泛地渗透于社会生活,二者的关系日益紧密地交织一起,从而更加难分难解了。 二 政治与法律的内在逻辑 法律与政治这两个名词在形式上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然而它们在本质上却是紧密联 系、一脉相承的。法律与政治是一母同胞,同为上层建筑,无论专制社会还是法治社会, 它们都是唇齿相依。法律是国家政治高度发展的产物和表现。应该强调的是,无论何时法 律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只不过,在专制社会,形式上的法律是实质上的专制独裁,法律是 专制的手段;而在法治社会,法律和政治逐步从形式和内容上走向一致。不过,在文明社 会、法治社会,法律和政治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民主政治是法治的前提条件,而法治同 样是民主政治的延伸和保障在法治社会,法律是昨天的政治,而政治是明天的法律。不善 于把握一个国家的政治脉搏,就不会预测到一个国家法律的未来。政治与法律是一种对立 统一的关系。 政治与法律的对立性体现在 (1)政治的核心是权力, 法律的核心是权利。 (2) 政治表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法律则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合作。 (3)政治多变、灵活,法律 稳定、保守。政治与法律之所以有对立性,说到底是因政治一般来说反映的是某一阶级的 意志要求,法律则反映的是国家意志,而国家意志是数个阶级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意志。 政治是什么?是皇帝,皇帝就是法律,这是帝王学说的最高境界。 法学是科学,政治不 是。政治钻进了科学终究会被清除。法律是一种规则政治,在它制定之初是为政治服务的 是政治的工具,搞建设政治离不开法律。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从制度上实现现代化,即便是 单纯的依靠简单的政策的方法而崛起, 也会由于缺乏制度保障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如果说, 所有发达的国家其发达的前提就是稳定法治,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而稳定的秘诀就是政治 过程和法律过程的截然分离,我们应该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途径,努力使完整的法律过程 成为法治的底线,禁止或不容许任意的政治无原则的干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的建立并 保持一支高效廉洁和相对中立的行政与司法队伍,维护自身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西方 法律思想史上,法律与政治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主体,法律有其自主性。 对于现代社会、尤其是致力于建立和维护民主宪政制度的社会而言,法律与政治的 关系始终都是一个不可能绕开或忽视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无论是法学学 者还是社会学学者,都始终强调“西方社会的法律自主” ,认为“西方社会之所以具有自 主的法律体系这一显著特征,正是功能专一化和社会规范成为规范性结构中一个独立因素 这两者所造成的结果” ,并相信“从分析角度看,西方法律和政治分属不同的子系统,所 以相对独立于政治功能,尽管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这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西方社 第 3 页 共 6 页 会的‘司法权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行政权和立法权’ 。对于这样的思想,中国学者基本上 ” 都是认同的,比如强世功在《法律共同体宣言》中就特别指出:“要捍卫法治,就要捍卫 法律的自主性,捍卫法律共同体的自主性。法律的自主性意味着法律成为独立于道德、宗 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专业化的知识体系, 而法律共同体的自主性意味着司法独立。[5]作为 ” 一个客观的事实, 而且在法治的语境下, 法律确实具有自主性, 因为法治所表达的乃是 “由 法律来行的统治”( the rule of law) ,而确实不是国家以其自身的意志( 通过政治来 表示) 为最权威的统治依据的“通过法律来行的统治” 。这样看来,法律与政治的确属于 迥然有别的两个不同的社会事物,它们之间的区别是肯定而明确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法律与政治的区分只是一种相对的区分,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区分,或者说 是表面上的区分。而在实质上不论是从彼此的构造生成,还是从实际的运作实践来看,法 律与政治都始终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 [4] 三 政治与法律的建构 当今社会,法治给我们带来了公平和公序,法律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依 法治国已成为国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 心声。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建立和维护一个正常的秩序状态,既是其最基本的也是最重大 的社会任务、政治任务和法律任务。在通过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来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 政治的方式和法律的方式始终是彼此渗透的,但又始终存在着时而相互支持、时而相互掣 肘的复杂关系。总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和法律是谁也无法真正摆脱另一方的。在现代 社会, 尽管我们确实可以把人的生活区分为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两个部分, 但是, 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区分,常态的情况恰恰是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始终是彼此 缠绕在一起的。不仅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各自而且它们也都共同地需要政治和法 律的观照,人在这两个领域各自的生活诉求,无论是人身安全、人身自由、财产安全,还 是人格的尊严和平等、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的保障,都始终是在建立起并维持好最基本的 社会秩序的状态之下才有了可能的,而这所有的一切又都始终需要、也的确是在政治与法 律的逻辑框架之下得到落实的。在政党政治的意义上,执政党将把人的生活的这些诉求以 政治或者社会政策的形式加以正式宣示并付诸实施,其主要的实施方式就是敦促立法机构 以法律的方式对这些诉求进行确认;立法机构对这些诉求以正式的法律法规形式进行明确 的宣示和确认,作为政治的执行层次的行政在行政权力范围之内,对这些得到法律确认和 宣示的人的生活诉求加以执行和实施;作为专门法律适用机构的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对侵 第 4 页 共 6 页 害人的生活诉求的情形予以制止,并给予受害人以赔偿。但必须明确的是,在这一过程中, 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并非总是合作型的和相互促进的,它们也经常性地表现为相互之间的冲 突、矛盾与牵制。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使社会秩序的维护、人的生活诉求的满足始终都处 于相当复杂的状态之中。 对于人来说,生存是前提和基础,生活是根本的目的,而发展则是永恒的主题。在人 的发展中,对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自然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在当代也是人的发展的极其 重要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以经济发展为唯一指向的活动规模 的不断扩大,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在加剧,人类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在加剧,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涉及全球性的重大公害问题——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存在不仅对当代人的生活带来 了直接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剥夺隐患。于是,自20 世纪中叶 开始,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这个观念也在半个世纪的传播中不断 地深入人心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而这个共识也在全球各个层面的法律与政策中不 断地得到体现。仅就大气保护而言,1992 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全球154 个国 家就共同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以下简称为《公约》) ,为进一 步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明确了各个国家的相应责任。1997 年12 月11 日, 《公约》 缔约国各方又在日本京都达成协议,制定了有关本《公约》的《京都议定书》 。在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 律文件。在这些法律文件的框架之下,各个国家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在生态、环境与资 源保护等方面也都制定了一系列的国内法律。在联合国和各个国家制定相应的生态环境和 自然资源保护法的过程中,实际上始终存在着法律与政治的互动博弈,也就是法律与政治 的共谋。在国际层面,为了达成相应的协议,各个国家无疑都从本国利益出发来衡量协议 的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 并彼此讨价还价。 这个互动博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角力、 政治妥协与政治让步的过程, 只有在政治上达成一致, 真正的法律上的一致才有可能达成, 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京都议定书》自1998 年3月16 日到 1999 年3 月15 日开放签署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迟迟不予批准,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证。 四 结论 在法治建设的新领域,在一部新的法律的制定和完善过程中,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无 第 5 页 共 6 页 疑起着“临时性法律”的作用。合法性是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所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 是政治权力存在并有效运作的基础,更是政治稳定的可靠保证。因此,现代社会的政治制 度建设始终都以合法性的寻求和维持为特别重要的考量因素。在政治领域,合法性的核心 乃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以政治统治权力和社会管理权力为重点的公共权力的道德性与 合理性的内心认可,从而自愿地服从于这种权力的支配。一般说来,政治权力的初始获得 可能是通过暴力等与合法性似乎矛盾的手段获得的,但政治权力一经获取,其首要的任务 便是自身的合法性赋予———通过合法化途径的包装或者转化去除政治权力获取中的非 道德性,使之获得道德性与合理性。即使是仅仅因为传统的延续而并没有经过暴力方式获 得的政治权力,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民主、法治和宪政的语境中,也依然还有 一个尽管具体方式和途径有别,但内在主旨一致———即获得合法性———的政治权力的 合法化过程。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现代社会,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制度安排与 实践运作,实际上既是政治合法性的获得过程,又是政治合法性的维持方式。 参考文献: [1][美]肯尼斯.米诺格:当代学术之门[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 [2] P. 诺内特, P. 塞尔兹尼克. 转变社会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 . 张志铭译. 北京: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63. [3]莱斯利·里普森. 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M] .刘晓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0. [4]科特威尔罗.法律社会学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5,96. [5]强世功.法律共同体宣言[J],中外法学,2001,(3). 第 6 页 共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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