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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券商进入中国的“第三波”浪潮
发布时间:2019-12-19    信息来源:未知    浏览次数:

  1995年,摩根士丹利叩开了合资券商的大门,也带动了外资券商入华潮;2001年,中国加入WTO,券商对外进一步开放,外资投行纷纷设立合资企业分享金融“盛宴”;2018年,再次放开持股比例限制,允许外资持股比例最高可达51%,这也是外资券商进入中国20多年的“第三波”浪潮。

  12月4日,东方证券公告称同意公司收购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旗亚洲)所持东方花旗33.33%股权。东方花旗于2012年6月成立,总部位于上海,从股权分布上看,东方证券持有东方花旗66.67%的股份,花旗亚洲持有33.33%的股份。

  早在5月31日,东方证券便发布公告称公司与花旗亚洲签订转让协议,拟以4.76亿元受让东方花旗33.33%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方证券将全资持有东方花旗。

  在撤出东方花旗后,花旗集团并未放弃中国市场。而是寻求新的合作伙伴,谋求控股权。

  2018年4月28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持股比例最高可达51%。2019年10月11日,证监会公布了证券公司外商股比限制取消的时间点,将于2020年12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取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目前,中国已经有3家外资控股券商,分别是瑞银证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和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其中瑞银证券以瑞银集团增持方式成为外资控股券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和野村东方国际证券为核准新设券商。此前,日本大和证券已经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新设控股券商的申请。

  1993年,时任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林重庚向高层递交了一份报告,阐述在中国成立一家中外合资投资机构的迫切性。

  彼时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红利下诞生了一批颇具竞争力的企业,其中一些大型企业希望去海外上市,但国内还没有一家投资银行可以担当此任。由此,一些金融领域的专家、高层希望建立中国真正的国际化的投资银行,成立合资投资银行这一方案成为不错的选择。

  不久,高层要求建设银行负责向央行提交相关的可行性报告。随后,央行出台了对应的政策《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类机构管理办法》。当时,恰逢摩根士丹利急于进入中国市场,多轮商洽,建行与摩根士丹利决定成立一家合资券商。

  1995年,中金公司成立,发起人为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和名力集团,分别持有42.5%,35%,7.5%,7.5%、7.5%的股权。林重庚任第一任CEO,杨彬、汤世生和方风雷任副总裁。虽然中国证监会有规定,合资投行外方不能超过33%,但中金公司成了一个特例。

  中金建立伊始,就承担着中国投资银行国际化、市场化的使命,它的发展目标就是成为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世界级投资银行,为中国金融投资业的发展树立一个样板,它的主要职责是“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战略重组和海外融资等提供多种服务”。这样的定位对于中金公司后期拿到那些大项目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997年10月,中国电信香港(现中国移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融资42.2亿美元。中国电信的海外上市成为中金公司第一单主承销业务。此后,中金公司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完成的海外IPO项目还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等。中金公司的“唯一性”表现在,如果有海外上市,中金公司就要参与其中。

  1999年,中金公司获得A股承销资格,随后的2000年,中金公司以一单融资额78.5亿元人民币的宝钢IPO,高调进入国内A股市场,并雄踞国内A股承销第一的位置长达3年。

  然而,表面业务的风光却掩盖不住建设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围绕中金实际管理权的“争夺”。摩根斯坦利希望中金成为它在中国投行业务的载体,是自己的子公司,而非一个独立运作的本土投行,但这在中方看来是不可能的。

  尽管两大股东为了控制权合作一直不是很愉快,但中金公司的前四位总裁均由摩根士丹利委任,分别是林重庚、杨彬、Austin Koenen、ElaineLa Roche,虽然平均任期不足两年,但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仍为中金建立了完整的投行体系,中金公司从组织架构到薪酬体系,甚至企业文化,都有着摩根士丹利的影子,而且中金为中国资本市场培养了一批骨干金融人才。这也让中金变成了中国最专业的国际投行。

  2000年,ElaineLa Roche辞职回到了纽约,这一举动也意味着摩根士丹利逐渐退出了中金公司的管理层,成为了纯粹的财务投资人。2002年,摩根士丹利举旗认输,让出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中金公司仅仅成为摩根士丹利的“投资组合”之一,每年收取分红。2010年12月9日中金公司宣布,摩根士丹利持中金公司34.3%的股份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转让给KKR(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TPG(德太集团)、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和新加坡大东方人寿保险公司。

  2001年中国加入WTO,逐步兑现对外开放承诺,对合资券商采取分阶段放开的方式,具体体现在股权比例限制和业务范围限制上。入世初期,外资可在证券合资公司中持股达33%,但控股权必须由中方掌握。

  之后,不少外资券商开始进入中国抢占市场份额,其唯一的途径便是与国内券商设立合资企业。合资公司包括:华欧国际证券(后来股权变更,改名为财富里昂)、长江巴黎百富勤、海际大和等。

  2003年4月中国加入WTO后首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成立,湘财证券控股66.7%,里昂证券控股33.3%。值得一提的是,华欧国际在成立后的当年即盈利,在2004年度以5单IPO,2单再融资和人均创利52.43万元的业绩“傲视”合资公司。但好景不长,这家合资券商在成立后不久便开始了高管的频繁变更,投行业务在同行的竞争下也逐渐落了下风。2014年3月,财富里昂股权全部挂牌转让,摇身变为纯中资券商。

  2007年1月,法国巴黎银行宣布退出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公司,国内出现第一家解体的合资证券公司。此前,长江百富勤证券连续三年录得亏损,除业绩不如人意外,长江证券和法国巴黎银行在合资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也产生了意见分歧,最终导致双方解除合作。

  2014年8月,上海证券与日本大和证券10年合作期届满,因内部冲突问题频繁换人,大和证券退出海际大和,海际大和成为上海证券的全资子公司。2017年10月,摩根大通正式退出一创摩通,后者更名为一创投行,成为第一创业的全资子公司。在此之前,一创摩根业绩多年不温不火,投行业务、主承销业务及财务顾问业务在业内排名大幅下滑。

  2017年,苏格兰皇家银行因陷入巨亏泥潭,自身难保,继退出中国银行业、信托业之后,向国联证券出售所持的华英证券33.3%股权,撤出中国证券业,华英证券也结束6年的合资券商生涯,成为国联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反观5家合资券商退出股权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在2012年前,外资持股比例基本限定在三分之一以下,2012年后虽提高至49%,但外资机构仍无法实现控股的目的。控制权一直是外资方进入中国市场首先考虑的关键。过去一直存在的问题是,合资券商的股权结构和管理权普遍失衡,外资股东发现话语权式微后,往往没有动力再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提升合资公司的竞争力。

  二是业务牌照的发放上,监管层的把控相当严格,国内中外合资券商除瑞银和高盛高华外,大部分只持有投行业务的牌照,较多在FICC领域具有优势的外资金融集团无用武地。而中国券商通道业务占比高,结构相对单一。相比海外成熟市场,中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券商业务模式相对单一,以赚取高额通道费为主要业务模式,因此2012年以前通道业务(包括经纪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占比非常高(超过70%)。

  2012年券商创新大会鼓励券商创新转型以后,券商资本中介类业务(融资融券及股票质押等)迅速发展,并成为继经纪业务、自营业务后第三大收入来源。尽管如此,中国通道类业务占比仍较高,近50%,结构也相对单一。

  2018年4月28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持股比例最高可达51%。2019年10月11日,证监会公布了证券公司外商股比限制取消的时间点,将于2020年12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取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2018年12月,瑞银正式控股瑞银证券,持股比例达到51%,成为首家增持内地合资证券公司股权以实现控股的外资金融机构。2019年3月,证监会核准设立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和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分别为8亿元、20亿元。除两家外资券商外,参与方还有外高桥、东方国际等知名企业。

  2019年9月,日本大和证券、台湾元富证券同样提交设立证券公司的申请。10月14日,瑞信方正的申请获得证监会的受理。11月1日,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和高盛高华证券两家券商变更5%以上股权及实际控制人的申请获得证监会受理,距离其提交申请材料约有两个半月。

  目前,中国已经产生了3家外资控股券商,分别为瑞银证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和野村东方国际证券。而对于有意向进军中国证券市场的外资来说,正处于最好的时代。

  随着中国持续金融开放的步伐,外资陆续进入中国,可能在政策和业务开展上与国内券商激烈竞争。华泰证券研报认为,合资券商持续扩容加剧鲶鱼效应,行业层面有望引入先进的业务、技术及管理,推动证券公司向国际化投行靠拢;微观层面可能造成个体竞争加剧,需要头部券商引领高阶竞争;同时,在金融市场开放和政策支持引导下,内地券商走出去步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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